雲岡石窟位於山西省大同市郊15公里處，武州川峪谷北岸、雲岡村北的懸崖下。石窟群東西綿延近一公里，依地勢可以分為東部、中部與西部三大石窟群。現存大小窟龕百餘個，主要窟洞有45個。據不完全統計，尚存造像51000餘身。

雲岡石窟開創於北魏初期，此際展開的鑿窟造像活動，主要為北魏皇室貴族所贊助的大規模工程，整體擘畫規模宏大，並且在遷都洛陽（494）之前，完成了雲岡石窟大部份營造工程。然而，雲岡石窟的開窟活動，究竟肇始於北魏初期何時，學界迄今仍有幾種不同的觀點，包括1.明元帝神瑞年間（414-415），2.文成帝和平初期（460-465），3.文成帝興安二年說（453），還有4.道武帝天興說（398-403）。綜觀諸家說法與文獻史料，可以得知，道武帝和明元帝時期，即命僧人於恆安近郊武州山鑿壁為窟，或擇天然窟洞為僧院，雲岡地區開始出現了小規模的鑿窟活動。到了文成帝時期，經曇曜請命，於武州山所開鑿的曇曜五窟（今第16-20窟），則為雲岡石窟大型窟洞造像營建的開端，屬於雲岡石窟一期石窟。此外，由於當時魏都五級大寺造五像與帝室有關，學者大多認為，曇曜五窟與太祖以下的五帝相互對應，只是彼此對應關係，尚未有定論。

在北魏文成帝死後，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65-494）之間，則是雲岡石窟大型開鑿活動最盛行的時期，主要分佈於中部石窟，從第5窟往西，有第5、6窟、第7、8窟與第9、10窟等三組雙窟，這三組雙窟東西相鄰，前外壁都採雙塔一碑的形制，說明了他們的時間相近。據金皇統七年（1147）《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記載推測，學者以為，這六窟都是孝文帝遷洛之前所規劃營造，屬於雲岡第二期窟；除此之外，同樣位於中部石窟第11、12、13窟等組窟，以及東部石窟群的第1、2窟的雙窟，就窟制與造像風格而論，也是雲岡石窟二期窟。據學者研究，這些雙窟群組中，最早開鑿的應是第7、8窟，最晚的則是第5、6窟。學者也指出，雲岡石窟原為皇家出資鑿造的功德窟，如雲岡石窟一期窟，以及二期窟前期的7、8、9、10等窟，至於雲岡石窟首見，在第11窟大量出現，由僧眾信徒集資鐫建的小型龕像，則是反映了北魏佛教造像開始世俗化與大眾化的趨勢。

遷都洛陽之後，隨著政治、經濟與宗教等中心的轉移，開窟所需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的資源不再，加以周遭地區戰事漸興，雲岡石窟的營建工程漸漸停歇，隨後並終於北魏晚期的正光年間（520-525）。此際出現的中小型石窟龕像，從曇曜五窟第20窟以西的崖面，一直延續到雲岡以西30里以外的焦山南坡，儘管大型窟室減少了，卻遍佈著中小型窟龕，這些石窟不再成組，都是以單龕的形式出現；窟制日益方整，主要形制有塔形窟、三壁三龕和四壁重龕等設計；造像日益消瘦拉長，身軀扁平，是典型的「秀骨清像」造像。這批石窟龕群，鑿建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494），供養人多為平城地區的中下階層官員與僧尼百姓，反映了遷都之後的平城地區，佛教更為普遍化的現象，也顯示了造像更進一步世俗化；此外，雲岡石窟現存紀年最晚的龕像為正光五年（525），與《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記載也相符，因此，雲岡石窟三期窟的建造年代，應該是北魏孝文帝遷洛之後到正光年間（494-525）。

從北魏初期到正光年間，雲岡石窟的鑿造活動，幾乎涵蓋了整個北魏。爾後，歷經隋唐遼金明清等時期，雖然幾經戰亂，代代的皇室官吏僧民等等，仍然對雲岡石窟不斷進行增修與維護，使其得以保存流傳。今日，雲岡石窟的文化價值與維護成果，更是獲得了國際間的肯定，於2001年12月14日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人類共同的文明象徵。

此次「雲岡石窟」專題中所呈現之802張照片，分別是從林保堯教授1996年8月、2004年7月以及2007年 7月三次田野考察攝影檔案中所挑選出的，拍攝者包括林保堯以及研究生徐逸鴻，照片之著作財產權全歸林保堯教授所有。所收錄者包括外觀、第一窟、第二窟、第三窟、第四窟、第五窟、第六窟、第七窟、第八窟、第九窟、第十窟、第十一窟、第十二窟、第十三窟、第十四窟、第十五窟、第十六窟、第十七窟、第十八窟、第十九窟、第二十窟、第二十六窟、第三十五窟、第三十八窟、第三十九窟以及西部小型窟龕等主題之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