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透過教學與研究支援公民社會發展

第二方面的功能是大學透過教學與研究支援公民社會發展。從教學來講，例如子美國早在1967年就開始推動Service Learning Program，也就是通過服務過程，學生可以學習，而且是有學分的。我在1999年看到美國的數字是大概有600多個學校參與Service Learning Program，參與教授大概13,000多人吧。學生動員大概是四十萬。在香港大學，有一個Social Innovation Internship，社會創新實習計畫，這也是有學分的，分成四個方向去學習，包括媒體、國際機構、非政府組織，以及社會服務組織，參與當中去學習，拿學分，不單單是社工系，什麼系都可以參與其中。我們中文大學有不同類型的program，可是我們沒有很有系統的把他整合起來。每個夏天，我們會推動很多實習的program給我們的學生。

其中一個就是，送我們的學生去廣州的一個NGO組織，這個組織服務大陸的痲風病人，這些痲瘋病人其實已經康復了，但病好了以後他沒辦法再融入當地社會，因為一般老百姓不理解，以為痲風病雖然醫好了，還是會傳染，所以就不接受他們。於是這類的康復者，就住在山上面的一個不同地方的康復之村，痲風病人村。一住就是幾十年，沒有跟外界接觸。當地人對這類痲風病人村，都是非常憎恨，非常衝動的。我看到不少照片，有一些地方非常偏僻，要穿過山的隧道，才看得見有人住在那裡。我們每年都派學生，跟著這個機構去痲風病人村服務。一般可能是會幫助他們修理房子，有時是幫他們做很簡單的事情，幫他們按摩，有時因為他們溝通的語言是潮州話，連溝通都有困難，就跟他們發展友情，有時候提供一些日用品給他們。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服務，通過這個過程，他們也提倡社會功能，因為很多時候是社會不理解他們；透過媒體，透過很多不同的活動，在社區裡頭宣傳其實他們是不會傳染，沒有問題的。他們也把病人帶到社區裡，到廣州走一天，吃個飯，因為很多人已經三十年沒有離開這個村莊。

很感動的是，因為這些老人家很久沒有回到老家。我看到有張照片是兩姊妹抱在一起，三十多年沒有見面。他們透過媒體看見，發現是沒問題的。有一個志工，把他帶到他們家們口，讓兩個人抱在一起。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服務學習過程，讓社會對這些麻風病人沒有歧視，可以慢慢接受他們。

另外一個NGO也是作同樣的工作，叫「家」。家有點不同，他是比較屬於年輕人的，他是每年都有work camp工作營，去到這些痲瘋病人村，痲瘋病人村在中國很多地方有，不單在廣東。他們推動這些義工，從美國、德國等世界各地方來，去修橋舖路、清理水溝等等，經常因為空間不夠，要擠一房間睡，也沒有地方洗澡，志工需要有很大的毅力來作這個工作。有一個學生，看起來滿傳統的不像香港的學生，原來是台灣學生。來到我們這裡唸書，他參加這個「家」，現在還沒有香港的學生參加這類的工作營，希望能夠帶動更多的學生去。

我們還做了很多研究性的工作。我們到社區裡作研究，做完之後，讓NGO利用我們學生研究的結果，去開記者招待會，要求有些改善等等，我們有這類的program。而且是老師帶著他們作研究，透過這個研究去影響到這些社區發展，我們有系統支持很多這類的研究。

在研究方面，其實也可以影響到公民社會發展。我介紹一下我們現在在做的研究，現在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研究中心，跟清華大學的NGO研究所，合作幫一個北京的公民慈善捐贈信息中心做一個研究。這個研究是做慈善事業發展指數。公民慈善信息中心是個什麼樣的組織呢？他們其實是中國的民政部的下面的一個機構，所以我們跟他們一塊合作研究其實是能影響政策的。我們如何影響政策？在大陸，他們評審地方政府的表現，主要是看經濟發展的能力，看地方經濟發展的怎麼樣，能夠帶動多少的投資等等。都是非常硬的指標。過去地方幹部非常努力發展經濟，因為評價他們表現的數據都是利用這類的指標。中國人做生意他是非常厲害的，所以每一個地方幹部看起來都是董事長一樣的，都非常厲害，都在做生意，所以經濟這個部分發展得很好。

可是發展過程非常不平衡，出現很多很多的勞工問題，環保問題。出現很多這樣的問題，要怎麼能夠平衡發展，我覺得現在的共產黨比較懂得這個問題，他們已經理解到了不平衡發展出現了問題。所以他們現在為了和諧社會，談科學發展觀。這些都是比較進步的，他們內涵是說要民主法治，談公正、正義，最後是談與大自然和諧相處。這些都是非常進步的想法，可是空談是沒用的，怎麼能夠在地方影響到幹部？怎麼樣平衡發展？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看看他們評審這些幹部表現的時後都是用什麼指標。如果在經濟發展指標以外加上其他指標，一些社會發展指標，那就會不一樣了。所以我們發展一些指標，看地方政府在推動慈善事業方面表現如何，包括當地的捐款情況如何，捐款的量怎麼樣，當地的義工動員情況怎麼樣、有多少人做義工、有多少的NGO登記起來、政府花多少錢向NGO購買他們的服務等等。將這類評量的把它們計算起來，變成一個指數，來看不同的省、市、縣在這方面表現怎麼樣，希望將來在評審的時候也看這個部分。所以我們非常樂意在這方面跟他們合作，希望能夠在今年能把這些指標訂起來，然後在年底開始蒐集受訓，將來希望能夠跟國家領導人去談，和主管部門去談，希望他們能夠一步一步把這些變成考核的指標。這都是我們要做的，我們覺得這個做起來之後，可以對中國在這方面的發展能夠有個比較全面的影響。我們作學者的，在大學裡頭就是希望能夠透過我們的專業能力，影響到我們的政策，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發展。

另外，學者有時也可以影響公民社會的發展。香港有一個「社區經濟互助計畫」挺有創意的。幾年前我們香港的經濟非常的差，我們其實在八十年代中就已經產業空洞化了，工廠都移到大陸廣東去了。我們香港只有大概七百萬人，可是我們工廠移到大陸去，大概廣在東我們聘請的工人就差不多一千萬人，比整個香港的人口還多。所以空洞化的情況非常嚴重，可是因為我們有服務業、金融業等等還是非常活躍，所以我們沒有出現像台灣這麼多的問題。可是從九七、九八年金融風暴之後，整個服務業不行了，大家也不消費了，變得很緊張，很多人失業。很多是中年婦女沒有工廠工作可做，也沒有酒樓、賓館請他們作服務生。

所以在那個時候這個社區經濟互助計畫出現了。每個人雖然沒有工作，可是還有能力。我可以幫你做菜、看小孩、補衣服，我還可以作其他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有它的價值。這個計畫就是把每種勞動作個計算，你給人家剪頭髮，我給你三十分，你幫人家作別的事我給你二十分。他們就在這個社區中互相交換，互相幫忙買飯、看小孩等等。有些企業把東西捐到那個Project裡作交換，大家可以去到中心裡頭去換一些吃、用的日用品。透過這樣的過程，就可以不需要向政府要求福利，雖然其實福利是不難拿到的，只要申請就可以取得，差不多有港幣四千塊，大概一萬兩千塊台幣吧。但他們不願意拿，他們覺得自己還可以勞動貢獻，為甚麼不做。在這個過程中，我的學生那時候就去訪問他們，他們覺得不單是為了解決生活問題，有自尊心裡的感覺會好一點。這個計畫背後有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黃洪博士在幫忙作顧問，提供研究。

總之，大學通過教學與研究能夠影響到整個公民社會的發展。當然這個影響關鍵是大學教育的理念教學。如果研究方向只想要作一些非常有看頭的研究是不夠的，並不是這些純理論的不重要，而是要鼓勵學者也做社會參與類的，對整個社會有實際影響的研究。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