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明修教授：

校長、陳教授、張教授，還有在座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我對於剛剛陳教授的演講，我非常震撼，非常感動。陳教授談的所有的觀點我都同意，我覺得我們的想法裡面有一些很共同的地方。除了我們對公益，對法鼓，對於聖嚴法師的認同這些是我們共同的之外，我覺得我們在作法上面有一點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行動」。

我們需要有一個行動的基地，不是去追求那些虛名，成為世界拔尖第一。而是我們真的要去培養出要去實際施行的人才。除了有倫理以外，我們要能夠尊重制度，建立制度，然後能實際施行的人才。以天主教耶穌會為例，耶穌會創辦這四百年多來，他們從巴黎開始，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說「哪裡有使命，我們就到哪裡去。哪裡有使命，我們就有行動。」這點是我們可以學到的。

昨天在元智大學碰到香港科技大學的前任創校副校長錢致榕教授，他是台大出身，之後在John Hopkins擔任非常重要的講座教授，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創校副校長，後來我們把他聘回來擔任講座。他跟我們講了很多構想，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當初他們在創辦香港科技大學的時候，秉持一個道理，就是我們需要務實，不要動不動就說要成為世界第一，要成為拔尖，他說我們能做到什麼，就在這十年內把他完成。我們要什麼樣的人才，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把這個想清楚之後，我們就去作。然後即使是看起來剛開始成效不是很大沒有關係，就是日積月累，一步一步去作，一直鍛鍊，讓別人來肯定我，而不是不斷作宣傳。現在香港科技大學已經非常受到國際肯定。這幾年來，台灣很多的大學同仁都很有感受，非常不以為然。法鼓大學必須要作一個示範，真正大學是怎麼樣的，要貢獻什麼，應該怎麼去下手。當校長在揭開這樣一個宏軌時，從環境、公益、藝術、人生這四種人類最美好的心靈上的事物開始來研究與實踐時，我就覺得這樣的大學會相當有潛力。我覺得公益學院作為法鼓這四個學院之一，絕對可以做成一個對世界有貢獻、有品質的小而美的學院。

剛剛陳教授提到公民美德。公民美德這個部分，從我們中國自古以來，不管是五倫也好，六倫也好，還有孫震孫校長提到第六倫，以及法鼓山的「新六倫運動」，我想我們從古到今這樣的提倡不遺餘力。我們從利己到利他之間，從五倫要跨到第六倫之間，需要一個實現的場域，還需要很多制度。我記得黃仁宇先生那本很有名的名著《萬歷十五年》，在結論中他講了一句話，「整個明朝的歷史，就是失敗人物的總記錄。」明朝聰明的人物非常多，上到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書院等等，都在提倡倫理，明朝是倫理治國。可是為什麼明朝兩百多年就以悲劇收場，黃仁宇先生在結論中說：「明朝單單用倫理治國，沒有辦法因應世界全球化以後，整個世界的變局。」需要不斷的有制度，建立制度來發揮倫理。

我想這樣的一個討論，包括林育生先生等，都在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提倡倫理非常重要，因為這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大傳統、小傳統，我們民間也好，學院也好，這是生活方式，也是大家所呈現的價值觀。可是搭配倫理所形成的各種制度是什麼？這是我們不斷要去作社會創新，不斷要去培養出相信制度的人才，尊重制度、相信制度的人才，然後願意照這個制度去互動的人才，包括剛剛陳教授所提的，自由的、寬容的人文素養。可是「寬容」是怎麼來的？寬容不應該只是一個呼籲，還包括彼此的一個德行，也就是說，彼此都是寬容的人，如果權力沒有被制衡的時候，就很難有真正的寬容。所以胡適之先生講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跟自由是一樣重要的，可是容忍可能是一種個人德行，自由也可以說是一種對別人的尊重，可是容忍與自由等等需要有制度也需要有環境。我覺得如果公益學院或是法鼓大學，除了前面陳教授與接下來張教授討論的範疇，除了在倫理面的強調以外，也在人才培養要如何建立更好的制度，而且從實踐的制度面來著力的話，我們將來對整個公民社會的建構會更加的有力。也唯有這樣子，兩岸四地的公民對話才不可能是空談。

兩岸公民社會的對話裡，我們除了要承認空間、文化不同，還有歷史發展脈絡不同以外，除了談大家都不會有意見、都有共識的倫理，我們更應該談的是一個實際行動的場所。在制度面互動，看看哪些是我們共同價值，或是哪些部分有落差。所以我非常希望以後能夠發展陳教授所提的公民社會發展指數。據我所知，發展指數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研究。如果兩岸四地的每一個層次的公民社會的發展指數都很清楚的做出來；然後，有哪一些是可以共同來做的，有哪些優點可以互相觀摩，然後有哪些是不夠的，可以互相學習。

（待續）